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12月和乔·拜登在2021年3月签署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向美国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很少有经济学家会意识到这种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将具有何种风险。

[3] 由此可见，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与口语中的负债是不完全相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不可能凭空创造购买力和需求，而是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所有的负债应该都需要有信用。

但双方为何还是不理智地增加投入呢？就是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一方能用失败一方的所有者权益覆盖战争支出。[4] 这也是为什么中美经济脱钩后，两国货币会出现相反方向的变化。央行负责创造债务，左右两手，共同打造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中央政府接手地方债，地方政府就必须继续卖地还债，如此下去地方政府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土地财政，中国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理解了庞氏循环的经济含义后，就可回答前面的问题，主动捅破信用泡沫是不是一个去杠杆的好办法？答案：不是。

在理论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股权融资）兑现自己的信用。乌克兰和俄罗斯就像是两个企业，不断增加兵力、投入无收益可言的战争，从任何一方看都是庞氏循环。一些人还指出，拜登政府压制化石燃料管道建设和资源勘探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但拜登政府的这些政策可能主要对未来的能源生产输送造成影响而不是现在。

面对无穷无尽的供应危机，各国央行可能还面临着决策者和金融市场都没有预料到的长期性转变。在英国，2022年9月成为首相的利兹·特拉斯公开主张控制英格兰银行，而她正是在其财政政策可能会带来长期通胀上行压力时说的这番话。这些变化都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却都能引发现在和未来的高通胀。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央行的政治合法性，因为这次危机打破了人们央行政策最终会有利于所有人的幻想。

但它却有一个强大工具，可以用来防止过度需求引发高通胀，这就是美联储能有效控制的短期利率政策。在大通胀时期，各国央行也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

美国的经济状况总能预示出选民的投票倾向，政治家们都知道这一点。）当美联储下次再重新考虑其政策框架时，外界希望它能考虑修改法律和制度，以便允许它使用这些工具。踢皮球 自2021年春季美国月度通胀率开始大幅上升以来，华盛顿一直对引发通胀的肇因存在不同观点，一方将其归咎于拜登政府推出了过度的支出刺激计划，另一方则认为这主要是由华盛顿无法控制的国际因素造成的。（事实上，更大规模的短期刺激措施会实际推高长期利率，因为外界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期更高了。

2020年8月，美联储公布了政策评估结果，明确表示不会再只因劳动力市场趋紧就先发制人地抗击通胀，而是会等到经济表现出明显的通胀迹象后再行动。2012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明确将2%设定为其政策目标。诚然， 2020年代的全球通货膨胀还比不上过去几十年中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通过提高利率，美联储拉高了借贷成本，这反过来又拉低了所有长期资产（无论是股票还是艺术品）的价格。

直到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主席之后，美联储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此一现象的最重要例子是房地产市场，房产是目前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财富。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上涨得更快，例如，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80%，阿根廷接近100%。有违直觉的是，这一工具也有助于应对通胀。

本文原载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转自：观察者，翻译：由冠群 在疫情导致经济放缓之后，过去两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似乎让大部分国家都吃了一惊。出于这些顾虑，美联储止步不前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如何刺激一个顽固抵抗通胀和货币刺激措施的经济体（即使利率已经降至零）。实际上，它开始时是允许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这可能会导致后来的经济衰退更严重。当然，这是论战时的夸大其词。物价上涨已影响到许多行业。

关于新一轮通胀的成因，大家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在政治问题和国际事件方面，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央行政策及促成这些政策出台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华尔街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一看法。

但将通胀主要归咎于俄乌战争或疫情后供应链崩溃也是错误的。到1982年，沃尔克的美联储已将年通胀率降至3%至4.5%的范围内，直到艾伦·格林斯潘于1987年接任美联储主席。

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使买房成本更高，因而最终压低了房价。简言之，美联储未能有效应对2021年的通胀问题，这表明央行的独立性经常受到政治和思想暗流的影响——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但当权政府受到民粹主义压力时也是如此。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各国央行从一开始就不该形成通胀目标2%的共识，将通胀控制在3%甚至4%会更好。更高的利率还会导致企业重新评估长期投资项目，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意愿。在高通胀预期根深蒂固的时候，拉低通胀率可说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政治家们现在更频繁地催促央行行长放缓加息而非乞求加息，尤其是在选举前的一年。

结果，美联储推迟了加息，而拜登则最终再次提名了鲍威尔。一派日渐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认为，还可以更激进地动用宏观经济刺激措施。

即使央行为了应对通胀而不得不提高利率，它们独立决策的能力也远不如20年前。如果鲍威尔选择启动加息周期，那拜登完全有可能，事实上是很有可能，用另一个主席替代他，这个人也许是莱尔·布雷纳德。

仅仅三个月后，尽管经济还在继续复苏，可民主党人在拜登的领导下通过了新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暨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为他们的这一行动叫好。尽管导致2021年和2022年物价反常上涨的众多直接驱动因素最终将消散，但长期超低通胀时代不会很快卷土重来。

由此造成的财富缩水也会拉低消费支出。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杰罗姆·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今年年底到期，而拜登尚未宣布提名鲍威尔续任这一职务。此后，在1978年，威廉·米勒接任伯恩斯。1970年代，全球经济都在应对阿拉伯石油禁运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而现在的2020年代正在成为自那时以来央行处境最艰难的时代。

然而，在通胀明显上升后，美联储仍迟迟未采取行动。诚然，如果央行足够耐心和足够独立，它们可以称心如意地制服长期通胀率。

尽管经济学家对确切数字存在分歧，但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在疫情爆发后不久，过度需求是推动美国物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首先，早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美国的物价就已经在2021年开始上涨。

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在格林斯潘任主席的头几年，年通胀率上升至5%以上，然后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大幅下降。一个是建立纸币和央行准备金（数字化）之间的汇率，该汇率随着时间推移而贬值，其贬值幅度足以抵消在负利率世界持有纸币获得的好处（这还不算持有纸币的储存和保险成本）。